一個有趣的現象，裸奔的長庚大學大三學生受到學校二大過二小過的懲處之後，事聞於外，竟而引發外界極大的反彈，各大學形成跨校聯盟，向長庚大學嗆聲，甚至到長庚大學的創辦人王永慶的公司外示威。基本上來看，社會輿論傾向同情受責的學生，連教育部長、次長都公開表示不以學校為然。

從裸奔而記過而抗爭，儼然成了「事件」，很可能會躋身本年度十大新聞之列，更有趣的是，裸奔的學生極低調之能事，並沒有挺身而出的抗爭，也沒有加入聲援的行列。同樣有趣的是，長庚大學由教授、學生組成的懲戒委員會也沒有任何成員敢挺身為此一決定辯解，只剩下逃不掉的包校長成為眾矢之的，而且看起來會成為教育事業上的污點，至於是不是會玷污或增華他的神話的祖先包龍圖，則是另一課題。

從懲罰的歷史而言，懲罰的儀式無論是「公開認罪」還是「示眾柱形」（pillory）都一一廢止，尤其行刑過程中的每一種戲劇因素都逐漸減弱了，刑罰儀式的各種功能成為不受歡迎的方式。重點是，這種懲罰在人們看來，其野蠻程度不亞於犯罪本身，而刑吏反而變得像罪犯，法官變得像謀殺犯，於是兩者的角色互換了；受刑的罪犯成為憐憫或讚頌的一方，刑吏的合法暴力變成恥辱，而公開處決視為是煽起暴力火燄的壁爐。（見傅柯《規訓與懲罰》）

傅柯的論述與長庚大學之懲處裸奔學生引發的事件兩相對照，有多相似之處，裸奔的學生受到憐憫甚而歌頌，校懲會的合法處罰變成恥辱，校長成為不名譽的首謀。問題是18世紀西方的懲罰儀式或現象為什麼復見於今日台灣？這才是值得深思的地方。 .....2004-07-03【台灣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