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論壇》認同的自由——感受台灣的風和日暖/申惠豐
「摯愛的C:他們說我們是納粹,但卻忘記自身法西斯的本質。」(陳瀅州:2003)我在網路上讀到這段詩句,我的詩人朋友對我說,他是有感而發的,他說,他對於一些將本土化思潮本質化是視排他主義的荒謬論述感憤怒與無奈。作為一個本土化思潮的支持者,我十分能夠體會他的心情,我們彼此都不懂,儘管很多事實都已經證明本土化思潮具有歷史必然性與強烈改革能量,但反對的聲浪仍是一波接著一波襲來,撕裂著台灣社會的內聚力。誰是納粹誰是法西斯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種簡化的思考,我的詩人朋友想要傳達的是,這些本質式的思考,只是一種基本教義與另一種基本教義的情緒性對抗,只具有一種發洩的快感,在快感消失之後會有一種不可免除的落寞,因為問題仍然存在,沒有絲毫撼動。
在這樣令人感到沮喪的情況下,高格孚《風和日暖》的出版,顯得格外的有意義。認同問題一直困擾著台灣社會,致使台灣社會無法凝聚一股統一的力量,這樣的認同分裂,在本土化思潮風起雲湧的後戒嚴時期表現得特別的明顯,並且具現於族群的問題上。曾有學者以尼采的「怨恨」觀念來說明台灣社會內部「本省族群」與「外省族群」之間的心理情緒,指出這樣的妒恨心理加深了族群間的矛盾與猜忌,並且妨礙了共同體意識的形成。
族群間衝突的發生,很大的原因在於誤解與偏見,特別在認同問題上,「外省人」普遍被視為「中國的同路人」,被認為與台灣有著嚴重的疏離感,高格孚此書以台灣「外省人」的國家認同轉變作為研究主題,則破除了這個偏見,書中指出了這樣的偏見是忽略了「外省人的精神世界從一開始便與台灣人的精神世界很不一樣的事實」,並藉由台灣本土化現象這個壓力量表來探討「外省人」的心理調適過程,論證「外省人」認同的多元性。儘管此書的出發點似乎預設了外省人普遍具有認同危機,但是,高格孚的結論--並沒有一個「外省人的共同體」,在外省人這個族群中,也沒有一個「國家認同」、「中華文化歸屬」以及「兩岸關係未來」的共識--也說明了認同的差異與族群屬性的差異並沒有直接關係,只是「外省人」在面對本土化現象,在認同的心理調適上顯得比較複雜。
這種複雜的心理包涵了一種高格孚所謂的「歷史性矛盾」,他在書中指出,具有強烈中國意識的人,希望台灣人不要分離文化中國的歸屬感與台灣政治體制的形成,而這樣的想法一直與本土化現象格格不入,他認為,這是兩種不同邏輯上的衝突,「不願接受本土化的台灣外省人正處於一個巨大的歷史性矛盾裡。」這樣矛盾令人感到十分悲哀,高格孚以他問卷調查的數據結果提出了一個認同意識中的「台灣趨向性」,指出,就算是極統的支持者也無法不認同台灣,因為這種「台灣趨向性」必定會在台灣發酵,他認為「外省人現在最大的悲哀不是兩岸關係的情況,而可能是仍舊很難發現、接受與承認,透過多年本土化的現象,他們也已經屬於台灣這個地方了」,除此之外,筆者認為這樣的矛盾還肇因於一種文化符號的誤識,也就是因為這樣的誤識,令反對者在面對臺灣主體逐漸清晰的時刻,有著一種存在的焦慮,特別是在面對「去中國化」的呼籲時,這樣的情緒就越顯強烈。
解嚴後台灣許多的文化論述中,充斥著許多這樣的認同焦慮,已故作家林燿德在一篇名為〈將軍和將軍的詩〉的文章中,就曾感嘆台灣自七○年代到九○年代的二十餘年間,「文化中國」與「地理台灣」的關係,由融合轉為分裂,他說:「這非但是全世界華人共同錯愕的實際情況,更是未來中華民族發展茁壯的負面效應」。而在龍應台鬧得沸沸揚揚的文章中,更是極力呼籲,台灣應該要與中國爭文化主權,「應該理直氣壯地對中國、對全世界說,真正的中國文化在台灣」。
除此之外,林燿德與龍應台都曾不約而同的提及,中國文化最大的缺陷在於它的獨裁性格,換言之,他們認為現今台灣已經成功的轉型為民主社會,則表示了中國文化在台灣已經成功的被改造,因此他們對於台灣社會「去中國化」的呼聲感到憂心忡忡。林燿德與龍應台兩人的共同點在於延續過去官方「自由中國」以及「中華文化復興基地」的台灣定位,並且認為本土化中的「去中國化」等同於去除台灣的文化根基,關於這一點,我在一篇回應龍應台的文章中曾提到,所謂的去中國化,所要解消的並不是認同中國文化的自由,而是背後那左右台灣文化主體形成的父權意識,唯有如此,台灣文化才有創新的活力。
「文化中國」是一個虛妄的國族符號,這個虛妄的符號是戒嚴時期國府官方民族主義底下的產物,目的是為了鞏固那搖搖欲墜的政權,其結果是造成了台灣人認同上的錯亂。問題的關鍵就在於,台灣不是中國,所謂「文化中國」與「地理台灣」的結合本身就是一個悖論,誠如高格孚在書中提及的,台灣的民主化是伴隨著本土化思潮而來,換言之,龍應台所謂除去獨裁性格的「中國文化」本質上已不是「中國文化」,或許可以更推衍的說,自台灣與中國分治後的那一刻起,台灣文化的中國性與台灣性就不斷的在時間的累積中混雜與創新,這是一種接受與融合的過程,並且蘊生於台灣,這樣的文化內涵理所當然屬於台灣,而所謂的「文化中國」、「自由中國」事實上是對於台灣文化的一種僭越,諷刺的是,這樣的僭越卻讓現今的台灣--反對者口中的自由中國--幾乎在國際上銷聲匿跡。
認同這種僭越,表現了一種認識論上的扭曲。如果我們認同,台灣的本土化運動就是一種台灣主體的重建工程,那麼阻擋與反對本土化的人,則是宣告了台灣的不在場,矛盾的是,他們在台灣宣告著台灣的不在場,也等同否認了自己的存在。對於本土化的反對者,高格孚提出了值得我們省思的看法,他說:「本土化是歷史洪流下的必然,則反本土化的力量最終一定會失敗。而在最終失敗來臨之前,他們仍將經歷不斷的挫敗。問題是,在此之前,反本土化的力量將會繼續戕害全體台灣人。」
對於台灣因本土化而感到不自在不適應的人,高格孚提出「Loyalty」(忠誠;支持)的觀念嘗試解決這些社會內部的矛盾與尷尬,高格孚認為,本土化絕不可能停滯或倒退,那麼反抗只是徒增痛苦,那麼不如面對事實並且關心正向的那一面,台灣令人動容的美好,並不難被發現,只要我們承認並接受其實我們是認同台灣的,最終將可以感受到台灣的風和日暖。
但是,回過頭來,我們也必須要反思本土化進程中一些過份激進的政治操弄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我想指出的是,本土化在台灣的蓬勃是一種歷史必然性,但不應該被視為一種意識形態上的政治正確性,換句話說,本土化不應被視為一種復仇式的權力言說,否則,本土化將成為一把血腥的利刃,不是自裁就是制裁,這樣的操作則是扭曲本土化的精神與內涵,封閉了一種台灣人身分創新意義的可能。
這學期,我旁聽了一門「台灣長篇歷史小說專題」的課程,課程中我們討論了幾部在文學史中極具代表性的歷史小說。在一次討論李喬小說中關於二二八歷史的《埋冤一九四七埋冤》之後,大部分的同學,都震懾於李喬筆下那個悲慘世界的景象,一位自我身分認同為「外省第二代」但卻極具本土意識的學妹,在課後與我閒聊討論的時候,問了一句令我驚訝萬分不知該如何回答的問題:「我有沒有資格成為一個台灣人?」這句話似乎是在詢問我:「你認不認同我是台灣人?」
對於學妹的這個問題,我認為已經不是肯定或否定就可以解決,至今我幾乎已經忘卻自身「外省第三代」的標籤符號,事實上這樣的族群標籤也從來沒有讓我的認同產生過疑惑,我的情況與我的詩人朋友相同,在論及族群問題時,他總是稱自己為「新台灣人第一代」,一如他對於本土化思潮虔誠的堅持,台灣人並不是一種僵固的符號牢籠,而是一種因實踐而不斷創新意義的身分,我無法回答她的問題,是因為我從來不曾存有一種「不認同」的想法,當下的無言,反應了我們兩人不同的困惑。
我想對她說,不必對任何人提問這個問題,因為我們必須堅持的是台灣多元性格中最寶貴的事物之一,就是一種「認同的自由」。
.....2004-02-15【台灣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