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明德雖名義上是因台獨案被判刑，但由於他與統派政治犯過從甚密，其友好情形已超越與獨派同志的交往，所以獨派政治犯咸認他立場曖昧而與他保持適當的距離，因此才令鄭金河等人認為二次革命茲事體大，不能讓他參與，甚至不能讓他知道。

施明德裝病技巧高

（記者朱正杰∮高雄報導）高雄捷運O2車站施工鏡面發生漏水事件，高雄市長謝長廷昨天前往現場了解情況後表示，中央5年5千億元預算，立法院應該儘快通過，讓高雄捷運承包廠商不致發生斷炊壓力，導致工程進度落後，如果這項預算不能通過，地層下陷的公安事件可能不止一件。

另外一個原因是——施明德自失去自由那天開始，無時無刻不在想離開監獄之法，由於他善於偽裝，尤其是裝病技巧，無人能出其右。

在泰源監獄服刑時，明明身強體健，他也要一天到晚打報告看病，說他腰椎受傷，看病的次數多了以後，就申請住病舍，病舍住久了以後就申請到花蓮住院治療，因為他裝得太出神入化，配以水準以上的演技，因此監獄的保防官、監獄官、監獄長、科長、醫官等都在他精湛的演技下，將他視已病入膏肓，不得延醫，致令他得能一而再的到花蓮就診。

至於到花蓮看病有何好處？別人去看病除了真正的醫病以外，還有什麼好處，他人就不得而知了，至於施明德的好處是有目共睹的，最起碼，兩次的花蓮之行讓他增加了一個女兒。

施明德坐牢期間充塞於他心中的只有「自由」這兩個字，只要能自由，用什麼方法都行，付任何代價也甘願。為了要自由，他拜託外役探尋偷渡離境的路子，甚至託人買船，然後也期待監獄那天會暴動好讓他藉機脫逃。

泰源監獄革命的核心，除了因施明德與統派交往過密，立場曖昧而將他排除於革命陣營之外，另一個重要原因乃由於他動機不良。難友們是基於民族大愛而從事二次革命，他施明德卻是在找尋脫逃的良機，以發揮其一貫信仰的—「抗拒苦難，難！難！難！承受誘惑，易！易！易！」

雖多數獨派中人都獲知不讓施明德知道二次革命這件事，卻仍有少數人不知情。詹天增就是其中之一。約舉事的三個月前，放映電影時，詹天增與施明德毗鄰而坐，兩人閒聊中詹天增以為施明德一定知道二次革命，且也被分派了任務（因為施的同案都有參與），所以就很自然的談到目前正在進行中的革命大事。

自施明德獲悉有二次革命這件事以後，就時常託人傳話或帶紙條給鄭金河。他找鄭金河的用意並不是表達他有參加的意願，而是要當上將總指揮，要領導整個革命工作（好像要身先士卒，報效台灣）。對施明德的為人處世、辦事能力、品格操守、行為動機已有深刻印象的領導核心及諸難友，誓死也不應允，施明德在無法得逞的情形下，竟向鄭金河等人以重話威脅：

「…若不讓我擔任總指揮、總領導人的話，大家走著瞧，你們也甭想會成功，到時候大家就來個同歸於盡！…」

（記者黃美真∮台北報導）近年台灣社會風氣改變，外籍配偶增加，造成家庭結構轉變，遭受家庭暴力的母親、單親媽媽、未成年未婚懷孕（小媽媽）都有增加的趨勢，外籍母親在台灣的適應狀況，也成為重要的新議題，天主教善牧基金會昨天在「疼惜母親、一世情」公益活動記者會上，呼籲社會大眾關心及疼惜「不同境遇的母親」，不要忽視潛藏的家庭倫理教育的危機問題。

不是同志就是敵人

針對被性侵害而產生的未婚媽媽，天主教善牧基金會建議，政府相關單位要針對色情網站進行定期監看，加速相關法案立法與實施，才能減少性侵害案件，避免無辜少女受害。

這幾句話用意至明，如果不由他擔任上將總指揮的話，則他不惜向監方密告檢舉。向同志們威脅的當兒，他也確實做了一部分，雖沒有直接向監方密告，卻對革命同志帶來很大的傷害。眼看無望爭得領導權，這在施明德的邏輯觀念裡就是那句「不是同志，就是敵人」，既然是敵人，他就利用獨派真正的敵人來打擊獨派。

打擊之法就是向統派散播謠言，說獨派的革命若成功，會將統派的政治犯一個個處死，這些無中生有的挑撥言詞，聽在統派政治犯的耳中當然會心中恐慌，擔心那一天真的會被處死，因此，在統派集團裡流傳一種聲音—為了保命，為求自保，應該向監方檢舉獨派的二次革命。

依鄭金河的盤算，整個革命計劃的準備工作仍需再半年的時間才告完成，如計劃由泰源至台東的馬路邊要設置十個以上的水果攤供原住民賣甘蔗，其作用一方面是通風報信，二方面是控制交通。這個計劃僅完成了百分之二十，其他未完成的零星工作仍不少。如此重大、艱鉅的工作，不是壞在敵人手上，卻是來自窩裡反，頗令鄭金河等人覺得意外，亦覺得痛心。

原本風平浪靜卻不意中跑出一個攪局的程咬金，跑出一個要奪權的老大。領導核心面臨內憂外患—統派虎視眈眈，隨時有密告的可能，情勢發展至此，似乎在逼革命志士及早舉事。

領導核心做了一番審慎的評估—

由於準備未妥，時機未熟，貿然舉事，只是白白犧牲。

如果再拖延的話，有可能會讓國民黨來個甕中捉鱉，結果都是一樣。

或許現在舉事的成功機率不大，但總算各佔百分之五十，若不舉事而坐以待斃，其結果一定是一百比零。「已經沒有退路了，只要盡心盡力，歷史會記住我們。」

鄭金河、江炳興、陳良、詹天增、謝東榮、鄭正成等領導幹部，決定1970年2月8日中什，也就是監方仍在放春節假期的時候舉事。

2月8日（農曆元月初三）上午11點是囚犯的中餐時間，也是警衛連交接班的時間，8組衛兵由一個老芋仔班長帶隊，其中兩組接大門口的班，6個人換碉堡的崗哨。這8個充員兵都是已被吸收為同志的革命志士。

除了負責碉堡的衛兵有發給子彈，其他崗硝的衛兵只背著一支卡賓槍而已。交接退班的衛兵有兩位被吸收，他們退班後一個把槍交給鄭金河，另一個交給詹天增。

敵對局面下面對面

為什麼網路犯罪如此氾濫？刑事局分析以下幾種原因，首先是「接觸資訊龐雜」，大部分的網路內容並沒有管制與分級，青少年接觸網路大量龐雜資訊的同時，容易造成是非不分。另外「模仿學習」也是重要因素，青少年可能基於偶像崇拜心理，選擇不當模仿學習對象成為犯罪的起點。

老芋仔班長任務完畢在返回衛兵連的途中，被由路邊樹林跑出來的鄭金河與詹天增碰上，鄭金河用來自汽車修理廠、陳良以鋸片製成的刀子向老芋仔的身體刺下去，因沒中要害，詹天增再補上一刀，並將他推到路邊。

雖連續被刺了兩刀，老芋仔不但沒死，甚至還能大聲呼喊：

「救命！救命！殺人哦！……」

這時候有一位陳少校行經附近，聽到救命聲音後，即快步朝聲響的方向前去。當他趕到數十公尺外的現場，呈現在他眼前的景象是—

老芋仔全身是血的倒在路旁。

鄭金河、詹天增、陳良、江炳興、謝東榮、鄭正成站在路中央。6個人當中兩位有槍，陳良、江炳興、謝東榮等3人的手中各握著一把刀，只有鄭正成手無寸鐵。

看到這幕景象的陳少校，拔腿就往監獄辦公室的方向，上氣不接下氣的跑過去，一面跑一面喊：

「殺人哦！殺人哦！……」

鄭金河舉槍向他射擊，可能該槍久未使用，所以子彈被卡住了。他當即迅速的換上詹天增手中的槍，然後朝陳少校射擊，但陳少校命不該絕，這一槍並沒打中。

雖是寒冬的氣候，陳少校卻是滿身大汗，氣喘如牛的跑到警衛連的當時，正好是警衛連用餐的時間，3、40位官兵聽到室外的呼喊聲也顧不得吃飯，全部的官兵一齊往外跑以一明究竟。

代理連長的輔導長站在最前面，鄭金河原本有意吸收這位輔導長，但又顧及政工出身容易動搖意志，因此改以攤牌策略，就是請他避開起義的時間，不巧的是直到2月8日上午10點多，鄭金河仍未找到他的行蹤，而11點又是起義的時間。由於時間上的無法配合，以致必須在這種敵對的局面下面對面。

雖說已經是處於敵對的立場，但因為輔導長曾經向鄭金河說過手臂不外彎這句話，而鄭金河也曾不止一次的對他暗示有一天將會起義這件事。因此首先開口的鄭金河請輔導長讓開，讓他們衝進押房將同志帶走，但輔導長的回答卻是斬釘截鐵的不可能。他說：

「槍聲及救命聲已經傳遍整座監獄，連圍牆外頭都聽到了，押區絕對加強了戒備在等候各位，你們前去不是在自投羅網，白白送死？」

「再說我身為輔導長，又是代理連長的職務，我能在眾目睽睽下放你們進去嗎？如這麼做我不是在自找死路嗎？反正都會死，與其明知以後會死，不如你現在就打死我……」

修憲案對國親來說，一方面希望給執政者套上「發動公投」的枷鎖，也希望國親不要再因公投再次吃虧，另一方面也是落實選前「廢國大」訴求、搶占推動國會改革的功勞，國親的盤算看似高招，但再完好的計畫真能「天下都在自己的算計之中」，未免言之早，因為人民並不笨，眼睛也愈來愈雪亮。

.....2004-05-31【台灣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