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白色恐怖，是自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發佈戒嚴令，一直到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解嚴，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時期，人民權利被剝奪，估計約有二十萬人受軍事審判，有人被殺害有人服刑，這是台灣人權的黑暗期；戒嚴軍事統治，與動員戡亂體制，是在「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放過一人」，透過嚴密的情治特務系統來完成來推行，造成無數家庭的災難，台灣社會風聲鶴唳、人人噤口，避談政治。

雖然，在高壓、獨裁政權下，仍有許多人不斷衝撞獨裁與惡法，犧牲生命或入獄服刑，為台灣人權寫下血淚斑斑的歷史。

「白色恐怖」時代因為不同的政治背景，呈現出不同的歷史意義。除了關心國家前途的知識分子義無反顧的投入改革而罹難外，做為社會良知的作家們當然無可避免遭逢筆鋒折斷的悲慘命運；因為無法坐視政治的黑暗，有人棄筆投身革命，有人卻只是看「禁書」、「交友不慎」，因而被殺害或牽連入獄。

「永遠的反對者」，並不是嘲諷作家的反骨，是一種良知和使命，不得不的性格使然；日治時代，作家透過作品，表達被殖民的痛苦與悲哀，或以運動直接抗議，卻也因此遭受逮捕入獄。

終戰後呢，以為脫離被殖民的次級公民待遇，可以回到「祖國」，但是，我們卻看到了小說家張文環停筆三十年；楊逵因和平宣言事件入獄十二年；詩人王詩琅轉移重心整理文獻；呂赫若乾脆棄文從武，投入鹿窟基地從事革命；王白淵入獄四次，目睹同伴或死或失蹤的慘境！政治干預文學，不僅斲傷文學，也中斷甚至毀棄作家的創作。

張文環（1909∼1978）嘉義梅山人，留學日本東洋大學攻讀文學時，即與巫永福、王白淵等留學生辦《福爾摩沙》文藝雜誌，戰後曾當選中縣參議員，也曾認台灣省通志館編篡，五○年代白色恐怖時期曾被捕，後獲保出獄，轉任日月潭中信飯店經理，作品有；〈重荷〉、〈藝旦之家〉、〈夜猿〉、〈閹雞〉等。

〈重荷〉是張文環於一九三五年刊登於《台灣新文學》的作品，描述一對母子的生活遭遇，夾述出殖民地統治的不合理之處。這篇小說，也是張文環的小說中，唯一類似楊逵及賴和批判風格的小說。〈閹雞〉處理的雖然是女性反抗傳統道德的束縛，卻也可視為台灣在日本殖民下的遭遇。

王白淵（1902∼1965），彰化二水人，國語學校師範部、東京美術學校畢業，於台灣、日本、中國等地均曾任教職。日治時期組「台灣藝術研究會」，創辦《福爾摩沙》雜誌，亦任《台灣民報》撰述，積極參與政治社會文化運動。

王白淵的六十三年生命中，先後因為抗日，以及叛亂罪嫌，分別被日本以及國民政府逮捕入獄四次，前後歷時十年，而他也結了四次婚，對象是台籍、日籍與四川等四位女性。五○年代因「知匪不報」二度入獄。王白淵到過中國，曾教過後來成為毛澤東「愛人」江青的日文，卻也因此，王白淵回台後經常被情治單位監視，深恐江青會和老師王白淵連絡。

王白淵的《荊棘的道路》「薔薇花開默默∮無語凋零∮詩人生而沒沒無聞∮啃噬自己的美而死。」闡述作家生逢在被殖民下的悲哀。而作品中的前段的創作是自然主義與人道關懷的對話，後段作品則直接地抨擊殖民政府的不義。

楊逵，本名楊貴，一九粼五年生，台南新化人一九八五年過世。少年時受吧年事屠殺事件影響，民族意識和抗日思想萌芽。日治時期參與農民組合，被捕兩次。戰後，因草擬〈和平宣言〉，刊登於上海《大公報》，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被捕，隔年判刑十二年，送往綠島。重要著作有：〈送報伕〉、〈鵝媽媽出嫁〉、〈壓不扁的玫瑰〉等。

〈送報伕〉除在台灣新文學史中有其特殊地位，在反殖民或反資本主義上亦有其意義；葉石濤認為這篇小說「使台灣新文學運動發展達到尖峰」，「不但表示台灣作家的日文小說，無論從其文字技巧和內容而言都達到日本文壇的水準，同時也是所有反帝反封建為主題的台灣小說的集大成」，「也附帶闡明了台灣新文學運動，不但是台灣資產階級文化啟蒙運動的一部分，同時它也是台灣無產階級心聲的真摯的代言人。」

向陽認為：「一九三二年切割楊逵的生涯，往前是他以馬克斯主義為思想基礎，以無產階級運動為實踐手段，進行在意識形態上與日本帝國資本主義的革命鬥爭歲月；往後，則是他透過社會主義思想，通過殖民帝國語文向殖民政權發出戰鬥之聲的文學書寫年代。」

日治時期，楊逵一方面從事農民運動，批判日本政府對蔗農的不合理待遇，一方面以文學創作的方式，參與台灣社會文化改造運動。國民政府接收台灣，楊逵曾經是台灣作家與中國來台接收文人共同重建戰後台灣新文學的靈魂人物，卻因二二八事件，身陷囹圄，後又因一篇（和平宣言），繫獄綠島十二載。回顧跨越兩個統治政權的作家，他們不向政權妥協的個性與良知，在在彰顯「永遠反對者」的風骨。政治干預文學，不僅斲傷文學，也毀棄作家的創作生涯；我們更希望這是最後的文字獄，作家可以放膽文章，不再有白色恐怖，或另一個綠島。

記取五一九的黑暗人權；不屈的靈魂，機密的檔案，讓我們走入歷史長廊，曝光暗室的悲歌，終結二十世紀人權的黑暗時代。 .....2005-05-18【台灣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