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25日由台灣歷史學會、台灣北社、台灣教授協會合辦的一場紀念座談會，題目是〈二二八事件的責任歸屬〉。正當各地為著28日那天的百萬人「手護台灣」活動熱烈準備的時候，由歷史學者來公開談論這個主題，應該有冷熱互補、理智與感情互補的作用，何況追究元凶責任可以避免整個族群對號入座，反而有助於族群和諧，可惜這個座談會不太受到媒體注意。

事實上，由於種種因素阻礙，台灣社會對於二二八的認知還是相當粗淺、不足，所以歷史學者的追求真相、釐清責任，仍是必須努力的基礎工程；尤其對於新出現的異見予以公開討論，也是一種重要的紀念方式。

首先，十幾年來公佈的檔案與學者的研究，已經可以確定蔣介石應負最大的責任。例如1947年3月5日蔣致陳儀的電文：「已派步兵一團並派憲兵一營限本月七日由滬啟運勿念。」3月6日在南京緊急召見廿一師師長劉雨卿之際，蔣即發給劉六百枝手槍以攜往台灣；3月7日，蔣介石又指令太康艦、伏波艦開赴基隆歸陳儀指揮，美頌、美樂二艦開赴左營由海軍司令黃緒虞指揮。

陳儀有恃無恐戒嚴

這些軍隊當然發揮了作用，使陳儀有恃無恐恢復戒嚴，3月13日陳儀致蔣介石函就如此說：「台北日來已見平靜，正在戒嚴以搜查亂徒，……此次事變設非鈞座調兵迅速，其演變不堪設想。」一般認為陳儀的「失政」是造成事變的主要原因，市面平靜之後的清鄉鎮壓更造成許多台灣人的恐怖和死亡，可是3月下旬國民黨在南京進行的六屆三中全會，以臨時動議方式通過對陳儀撤職查辦，卻因蔣介石的袒護而推翻此一決議。

此外，「獨斷應變、制敵機先」的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4月11日即被蔣介石內定為台灣警備司令。可見，蔣介石對二二八事件的處置完全掌握、胸有成竹，如果陳儀、彭孟緝有罪，蔣個人豈非罪上加罪？

其次，依照1947年「台灣旅滬七團體關於台灣事件報告書」，應為屠殺罪行負責的人依序為陳儀、柯遠芬、(基隆)史宏熹、(高雄)彭孟緝，「殺人最多的部隊為陳儀的特務大隊、別動總隊，與駐防基隆高雄兩要塞之部隊；捕人最多者為憲兵第四團。」其中警總參謀長柯遠芬，曾經主張「寧可枉殺99個，只要殺死一個真的就可以。」可謂惡名昭彰。

史宏熹扼守基隆要地，軍車駛入市區以機槍無差別掃射，以及屬下在基隆港以鐵絲貫穿手腳的方式把民眾槍決投海、在金山海邊對捕獲的民眾「就地正法」，已有口述史料的佐證；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毫無人權法治觀念，到了3月31日陳儀以電報交代他逮捕人犯「須待命令執行」，他竟然在4月4日還抗辯捕人機會「轉瞬即逝」，仍要求「逕行執行職務」。

至於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自從3月2日在高雄市政府的會議上與民眾代表言語不合，回去以後就認定事件「正由陰謀分子在幕後進行有組織、有計畫、有政治背景的陰謀活動」，3月4日由於與台北電話仍然不通，從收音機聽到長官陳儀呼籲政治解決，要求部隊撤回營房，就誇張地認為政府機關已被劫持，並且正由所謂南進同志會「妄圖建立軍事力量」，所以他在「未奉到任何指示或命令」的情況下決定採取軍事行動，亦即在3月6日下什二時，出兵向高雄市區攻擊，「經過四小時戰鬥後，火車站、市政府及憲兵隊部等都先後收復。」據國史館新出版的一份國安局檔案，提到高雄要塞司令部計擊斃「匪」五、六百人以後，高雄市的交通、工商機關才漸平復。

與台獨關聯性甚少

最近一兩年，中研院一位專治清史的黃彰健院士，因關心「彭孟緝與高雄事件真相」而兩度發表長文，論證彭氏「出兵平亂是正當的」，黃院士認為「暴徒」涂光明挾持市長、議長上山談判，且企圖向彭司令行刺，加上民眾武裝占領市府，已經不是「一時衝動」可解。

黃院士的旁證包括台北處委會提出的32條大綱和10項要求就是「台獨」，以及美國檔案中有一份141位台灣人簽名的請願書要求聯合國託管台灣，也是台獨，故而「高雄事件非孤立事件」。

二二八事件是官民衝突與族群衝突夾纏的事件，是蔣介石與當時台省軍政首長合演的一齣國家恐怖主義事件，諸多史料顯示它與共黨或台獨的關聯很少。高雄的衝突和鎮壓誠然不是孤立事件，立場不同的學者可以有不同的價值判斷，但貴為院士尤應注意自己的言論是否合乎情理。

黃院士以甚多篇幅論證彭孟緝〈回憶錄〉中偽造3月6日夜晚陳儀「限電到即撤兵回營」的電報，且偽造3月7日彭電陳「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電報，筆者認為是無謂的，那只和彭的部分性格有關，並不能否定白崇禧稱許彭「獨斷應變、制敵機先」，不能否定彭處決了上山談判的三位代表，以及彭「收復」市政府時不分良莠的屠殺。

黃仲圖市長上山也許有被迫的成份，但議長彭清靠可是如假包換地站在民眾的一邊，他們雖然未如涂光明等三人那般被槍決，但3月6日上山後被扣留，3月7日始被放回一事已有文獻和口述的證據，黃院士根據李佛續一人的口述就說他們都是3月6日當天飭回恐太草率，殊不知李佛續負有電力公司繼續供電的任務，而且說「我是代表中第一個下山的」，彭清靠等人後來遭遇他極可能不知。

紅帽子已不攻自破

國民黨政府不但在事發當時認定「奸(共)匪」介入，直到1980年代解嚴初期仍有軍政高層如此宣稱，以證成二二八的鎮壓屠殺有理；但十幾年來由於檔案和口述史料流佈，二二八的紅帽子已不攻自破。如今還有人公然以「台獨」為由認為彭孟緝(等)「出兵平亂」是正當的，實令人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32條處理大綱和10項要求之中有那一條是涉及台獨？讀者自可覆按，二二八事件對後來台獨運動的影響巨大是另一回事，黃院士罔顧當時李萬居、黃朝琴、蔣渭水等等領導人的和平改革訴求，只根據一項間接的證。據（筆者曾赴美國華府檔案局查索，並詢諸熟諳華府檔案的王景弘先生，皆不曾見到那一份141人簽名的請願書），就把二二八事件與台獨扣連起來，恐怕是使命感造成的失察吧。

（作者為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台灣北社副社長） .....2004-03-13【台灣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