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9槍擊案檢警專案小組公布的重要嫌犯陳義雄已經死了，國家要不要再對他進行偵查審判？筆者認為有其必要，而且死者的家屬也有要求權利，何以言之？

人死非萬事休法律有定論

固然，就涉嫌犯罪的刑事被告，在檢察官決定起訴與否或法院審判定罪之前撒手西歸走了，依照刑事訴訟法規定，不管他是否確實犯罪，因國家刑罰權實施的客體已經不存在，在偵查中，檢察官就要終結偵查為「不起訴處分」；在審判中，法官就要終止審理而為「不受理」的裁判，然後全卷歸檔束之高閣，被告究竟是否冤枉或死有餘辜，祇有期待陰府閻羅王審判，他在人世間的業障可能以「死得不明不白」作結了斷。

真的人死了就萬事休嗎？非也，非也。先別提死者的家人要背負不明不白的罪過，讓人家指指點點，難過一輩子。如果死者所犯的罪嫌涉及侵害他人的生命法益（如殺人）自由、財產法益（如擄人勒贖）、人格法益（如誹謗），在民事仍應負一定賠償責任。依照民法規定，死者的法定繼承人如未拋棄繼承，就要代死者受過，在承受訴訟程序中接受審判。此時法院仍然要對死者生前所作所為，進行証據調查及事實認定，最後如確認死者有侵權行為應負賠償責任，那就等於刑事審判認定死者有罪，祇是刑事訴訟程序已經終結，刑罰權行使的對象已不復存在，不能再為有罪之宣告而已。因此，人死了還是要接受人世間法的審判，祇是被告的身分名實不同而已。

生前

另一種情況就是，在威權統治白色恐怖時代，被指控涉嫌叛亂或匪諜而遭受審判執行槍決之政治受難者，在透過「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基金會」所組成的「特別委員會」審查之下，認定其叛亂並無實據而予補償，事實上也等於對當時作成不當審判者一種覆審（屬於非常上訴及再審之混合制），而且也為那些政治受難往生者作平反的宣告。因此人死了，仍然有機會洗刷生前的無端指控與嫁禍，而還其清白，讓其後代卸下莫須有的原罪。

死後平反冤屈憲法保障權益

再以現行法來看，刑事判決有罪定讞，被告縱然在受刑中或受刑完畢後死亡，檢察總長仍可就確定判決的違法據以提起上訴救濟，甚至可以要求更新審判；如果判決事實認定錯誤，受判決的被告縱然已經死亡，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二十七條第四款規定，也可由其配偶及一定親屬聲請再審，以求重新審判，可見憲法保障人民的訴訟受益權，兼及被告死後的追究與平反，並非僅限於生前的權益，至為明顯。

舉以上兩種死後審判存在的情形，以及現行法對死後訴訟權益之保障規定，足以証明國家刑罰權行使對象縱然不存在，但為了確認刑罰權之有無，並對國家、社會、被害人及被指控者的親屬有所交代，國家刑事訴訟法所進行偵查及審判程序有必要接續進行，以追求真相。未來在法制修訂時，似可參照民事訴訟程序，由其一定親屬充當輔佐人代表死者為抗辯或主張，最後仍應為有罪或無罪之宣告。無罪宣告確定就還其清白及公道，有罪祇是不能執行而已，但其相關民事責任仍應有所歸屬，不能一了百了。筆者認為，人生而有各項基本人權，死後其生前的基本人權並非全然喪失，故人死萬事休的觀念有待導正。

以此結論來看三一九槍擊案已故嫌犯陳義雄的司法處理。如果檢警專案小組仍認定陳義雄為槍擊總統及副總統的兇嫌，雖已經亡故，仍應繼續調查搜証，並准許其家屬委任律師為輔佐人陳述意見，避免一面倒調查。如最後確認其為唯一真兇或共犯，即應將其列為被告，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二條第六款規定以「被告死亡」為由，作不起訴處分，但在實體上應交代其認定為兇手的事實及証據理由，論述清楚，以示負責。此不但對被害人及社會作交代，也是對歷史作交代，否則陳義雄死得不明不白，專案小組也將背負萬方非難的政治懸案。

（作者為律師） .....2005-03-14【台灣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