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前衛生部長，無國界醫療團（MedecinsSansFrontieres,MSF）的共同創始人之一Dr.BernardKouchner說：「當跟其他疾病比起來，對SARS的回應是快速而驚人的，400個人因此死亡（指SARS），……每年都有數以千計以上的孩子因我們知道如何診斷與治療的腦膜炎而死亡。我盼望我們可以對那些孩子，像是我們對SARS做的一樣多」。

加拿大的衛生單位仍一再強調，「在公共場所感染SARS的機會『差不多等於零』（virtuallynil）」。

生活越保持常態越好

事實上，沒有任何研究或觀察發現，SARS流行時，正常規律的人際生活會增加罹患SARS的機會；“馬照跑、舞照跳”的社會正常生活不會增加SARS傳染的風險，幾乎多數衛生機構都認為如此，所有SARS國家的衛生官員都呼籲人民生活越保持常態越好（……keepdailyroutinesasnormalaspossible），與台北市政府無知激化SARS沒有必要的恐慌的媒體操作法可說南轅北轍。

許多遠比SARS造成更多人類苦難、病痛與死亡的疾病，例如愛滋病、肺結核、瘧疾與交通意外、吸菸等，都沒有受到像SARS這種全社會的高度「禮遇」，繼續摧殘無數人的生命與健康。

為了讓民眾有正確的健康風險概念，加拿大政府與媒體將每年死於不同疾病的原因公佈在其SARS訊息網站上：SARS當時造成40人死亡、槍擊死亡1,200人、流行感冒500－1,500人死亡、車禍3,000人死亡、癌症65,300人死亡、1918年西班牙流感23－50萬人死亡。

集體恐慌加重防疫挑戰

筆者也整理台灣相關死因人數資料於下：SARS72人死亡、肺結核1,299人死亡、交通事故4,627人死亡、自殺3,053人死亡、肺炎4,530人死亡、癌症34,342人死亡，目前在全世界63億人口中，有813人不幸死於SARS，但小小的台灣在2002年，就有驚人的4,627人因交通事故而死亡（每天有13人因車禍死亡），更有數倍的人因交通事故受傷，甚至終身殘障，造成無數家庭破碎與痛苦。

這個國人第七大死因也在一年帶走4,530人，換句話說，全台灣每天不管有沒有SARS出現，本來就有十多人因典型或非典型肺炎而死亡。

癌症，台灣人民生命的首號殺手，佔了總死亡人口原因的二成七，平均每天有近百人因此失去寶貴生命，且癌症死亡者多以45至65歲的中年人為主。

另外一種透過近距離飛沫傳染的古老傳染病——肺結核，每年也還有高達1,299人死於它的戕害。平均每年有約200人在“海外”因車禍而喪生，但此次因SARS死亡的美國人數為「零」。

當SARS流行時，在海外的美國人也許更應該擔心出「車禍」而不是「感染SARS」。當筆者描述上述不同死因風險時，沒有輕視SARS所帶來挑戰的意思。SARS對醫療院所與防疫人員是一個前所未見，但絕對可以控制的挑戰，越南在4月時就證明了這一點。

更無庸置疑的是，社會集體恐慌與失序行為，嚴重的加重了SARS對衛生防疫體系的挑戰。多倫多市長MelLastman就強調，「恐慌對多倫多的傷害不亞於SARS」（FearhurtsTorontoasmuchasSARS）。他的市政府努力控制SARS，也清楚的知道新興傳染病可能引起的社會集體恐慌，會是造成更令人畏懼的社會傷害而試圖控制它。因此，在努力對抗SARS時，它也極力平息集體恐慌與社會經濟活動中斷與癱瘓。Lastman市長領導的市府一直努力平息社會集體恐慌與脫序現象。

多倫多衛生局明白指出：「市民上街不要戴口罩，連SARS隔離者的家人也不需戴口罩」。也因此SARS流行期間，多倫多市民在公共場所戴口罩的情形並不普遍，其處理SARS的方法與台北市政府實有天壤之別，而這巨大差別充分顯示出馬市府政治媒體表演式的漂亮門面下，虛弱、無知、專業嚴重不足的行政能力。（轉載自《恐慌，在政治瘟疫蔓延時——2003年台北市府、政治、媒體抗SARS實錄之國際比較》一書） .....2004-02-03【台灣日報】